“大爷，要点两个半碗阳春面。”手中两枚一元硬币高高举起，在夜色中现出些微亮光。

面馆掌柜的手停顿在半空，面勺悬着，另一只手已然触碰到面条。我瞧见他眉头先一蹙，接着又慢慢松开，眼角的细纹逐渐舒展，最终化作蒸腾面气般的柔和曲线。

“两个半碗啊……行，行。”他低声应着，像自言自语。

面勺沉落时，满满一勺面条。面条入水的刹那，沸水绽起白沫，香气骤然迸发，弥漫在傍晚黏湿的空气里。我一个猛抽鼻子，那香气掠过鼻孔，在胸口盘旋一圈，让等了一整个冬日阳春面的大肚皮舒坦起来。哥哥始终没吭声，只是把手在裤腿上搓了又搓，指节变得雪白。

面条送上桌来，清清楚楚是两碗。我俩挤在小板凳上，脑袋挨着脑袋。汤面映着路灯昏黄影子，油星浮在上头，宛似碎金。头口汤喝下，浑身都暖和了。哥哥把面条拨到我碗里，我又悄悄夹回去，反复如此，直到竹筷与碗沿碰撞出细碎声响。一只流浪猫不知何时踱了过来，蹲在我们脚边，尾巴梢轻扫我的脚踝。

那时我们懵懂，一碗阳春面卖两块，并非一元钱就给煮半个卖。更懵懂的是，那个总是在收摊后独自抹灶台的老板，每日要应付多少类似我这般不精打细算的孩子。他认得我娘——那位每次收摊时才拎着旧菜篮来买蔫菜的母亲。她的围裙总是洗得发白，却总在口袋藏两颗水果糖，一颗给我，一颗给哥哥。

后来我们算术学得多了。学得越深，那两碗面的分量越重。

二十年后某日黄昏，我牵女儿的手，再次站到那个菜市场。市场早已翻新，水泥桌子换成不锈钢架，唯有那家面馆依旧。铺面变得宽阔，招牌换成了新白底红字，但灶台仍如从前，被岁月磨得锃亮的木案板，在灯下透出温润光泽。

面馆顾客盈门，生意红火。老板换成老伯儿，那双眼睛和老伯一样明亮。他瞅见我们，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我赶在他之前先开了口：“掌柜的，来两碗阳春面。”

“一碗八毛。”他说，嗓音和从前一样沙哑。

女儿已经踮起脚尖爬上案板边，鼻尖几乎贴近冒着热气的锅沿。

面条端上来时，汤还是这么清，油花还是这么亮。

女儿管那叫“会变戏法面的”，因她瞧见老板下面时，锅里明明是两人份，盛出来时总能装三碗。

情意这物件，原来也能生息。只是它的复利，得等许多年才能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