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宋朝军

郑炳林与团队成员探讨材料。 兰州大学供图

郑炳林个人简介

郑炳林，1956年7月出生于陕西黄陵，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长期从事敦煌学、西北史地研究，发表文章330余篇，主持科研项目30余项，《敦煌通史》荣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7月1日公布的名单里，郑炳林教授的名字出现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榜上。这位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确立了敦煌学研究的标杆。

自2007年起，郑炳林带领团队潜心编撰敦煌通史，历时多年，终于在2023年推出330余万字、七卷本的《敦煌通史》。

“乌孙马、大宛马、蒙古马和河曲马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些马匹通过敦煌的关隘，沿着丝绸之路前行，能否反映出不同地域畜牧业状况？”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炳林教授正深入浅出地为研究生讲解，手捧简牍释文，解读史书信息……

敦煌的历史，从政治经济制度到居民生活习俗，郑炳林教授带领学生穿越历史长河，一上午的时间，师生们共同研讨了从西汉到近代的种种变迁。

“沿着西汉的脉络，研究敦煌历史并不容易。”郑炳林谈道。

玉门关与阳关，这两个闻名遐迩的关隘，均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地理位置相近但相隔不远。

汉代为何设置这两个关隘，是否属于资源浪费？在荒漠戈壁之中，维持每个关隘的人力物力成本高昂，当时的人们不觉得这太过吗？

不少对西北历史感兴趣的人提出了类似疑问。在《敦煌通史·两汉卷》中，郑炳林专门撰写了《西汉敦煌郡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章节，考证了两关设立的时间和作用。敦煌设立郡县之初，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多元文明的交汇地，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研究，诸如玉门关、阳关之类的课题还有很多。

因此，要更全面、系统地挖掘敦煌历史，就必须将相关研究贯通，编撰一部敦煌通史也就顺理成章。

2007年，郑炳林在北京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评审。评审间隙，学术界同仁交流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向郑炳林提议：“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作为敦煌学研究的重镇，可否带头编撰一部《敦煌通史》？”

自1981年留校参与敦煌学研究室筹建至今，郑炳林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耕耘了二十多年，虽然多聚焦于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历史，研究成果丰硕，但敦煌历史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经过深思熟虑，郑炳林下定决心：“一定要编撰一部《敦煌通史》，务必让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掌握在中国学者手中。”

编撰《敦煌通史》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郑炳林团队成员都是他亲手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我们将最精华的力量投入到最具挑战性的事业上，虽然困难重重，但充满信心。”回想起近二十年前的事情，郑炳林感慨万千。

编撰过程中，《敦煌通史·两汉卷》篇幅最大，正文超过50万字，郑炳林主动承担重任，带领博士研究生司豪强执笔。

“这些敦煌汉简，可是研究的无价之宝啊！”郑炳林展示汉简释文。关于两汉时期的敦煌，《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记载稀少，仅有寥寥数语。在筹备过程中，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作为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博物馆，郑炳林团队与该馆合作，获得了大量敦煌汉简的释文，其中悬泉置汉简等涉及西汉敦煌历史的方方面面。

从行政与军事文书、中外交流实录，到地理交通档案、衣食住行的社会日志、私人书信等，敦煌汉简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人口从何而来？生活如何？文化交流怎样？一枚汉简要看上超过30遍，反复对比研究，每次都有新收获。”郑炳林说。

构建框架，统筹七卷完成

“半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