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鉴赏论》（增订本），出自刘衍文、刘永翔笔下，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二零二六年七月付梓，全书共计七百五十五页，定价148.00元。唐代司空图有诗云：“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之六），我父亲和我对此深以为然，都痴迷于文学，尤爱我国的古典文学。我们平日里喜欢捧读前人的作品，细细品味其中的韵味，时常探讨作品的优劣高下，有空时也会尝试效仿前人写作，希望通过实践来获得真切的体会和鉴赏。
回望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思想上强调阶级性，艺术上注重形象思维，成为评价作者与作品的标尺。后来，学界又出现了以作者属于儒派还是法家来定优劣的文学史观。一九七九年之后，风气转变，学术界开始以考据治辞章：关注史实而非文笔，关注作者而非辞华，将古人的创作视为个人经历的档案，用以辨别行实、考证交游、编年谱、搜集遗文。虽然收获颇丰，但这终究不属于文学的本体研究。期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赏析之作，但目的在于普及而非提高，而且凡所品评，只一味赞叹作品之佳，却很少指出其不足。我们则大相径庭，于文字只重其翰藻沉思，于作者则不太愿知人论世，力求继承我国历代文论家的传统，专注于辨淄渑、识瑕瑜、评得失，探索并揭示优秀作品中艺术性的所在，这正是陆机《文赋》序中所说的才士之用心。
钱锺书先生曾说：“考订作者的传记往往是躲避研究作品本身的防空洞。”（见刘梦溪《七十述学·学缘》所引致作者书）先生在另一场合也曾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杨绛《钱锺书与围城·序》），这其实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先生的名著《谈艺录》无意于作者之生平仕履，而专注于辞章之正变创沿，正是此一思想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功示范。这种“就文论文”的方式，比起“动手动脚”，为“以诗证史”或“引史笺诗”而忙碌要艰难得多。我们平生也曾从事于考索笺注，对此早就学有所知，何况在如今这“数据时代”，考据已可借助电脑，而鉴赏还必须依靠心灵。
也许是心同理同的关系吧，一九八五年，钱先生对我们父子合著的《文学的艺术》给予了如下评价：“言之有物，即事明理，笔舌鬯利，能宣妙发微，以匡鼎之解颐，兼严羽之析骨，教化广大。”（见致家父书）得到此番鼓励，我们继而又合写了《古典文学鉴赏论》，取前书之论古者而扩充之，不自限于一诗一文的臧否，而致力于创作方法和鉴赏视角的辨析、分类、归纳和总结，发挥前辈之绪言，略陈一家之心得。自觉纲目粗分，体系初具，不知反体系的钱先生见之以为如何？可惜待一九九一年八月书成问世，虽谬获学界佳评，而闻先生宿疾加剧，不敢再奉以就正了。
刘衍文、刘永翔父子
时光如梭，三十五年过去，读者仍有再版之请。虽尚存十年磨剑之志，而时不我待，家父逝世已历五年，本人也已七十有八，目昏神倦，只能止步不前了。今勉从其请，增入“生熟” 炼意”“风格”“描写” “章句”诸章以报盛情。
此书之成，实赖众力，吴忱先生打印之辛劳，刘君毅强催稿之殷切，霍君丽丽校读之精细，刘君小明审阅之谨严，这一切皆使我铭记不忘，在此统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