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5年以来，约有18个县、县级市已成立或正在筹建本地第一所大学。其中包括7所独立设置的高等院校，以及11个高校校区或学院。”
县城办高校，正在变成一件寻常事。
翻翻这两年的报考指南，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县城名字冒了出来：浙江义乌、江苏昆山、广东丰顺、海南陵水、福建闽侯、吉林延吉、安徽肥西……
这些地方，有些是出了名的经济强县，有些“小众”到很多人头一回听说。如今，它们的共同点是——新盖了一所大学，或者某所学校在这里设了新校区或分院，其中不乏985、211名校。
城市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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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流行办大学
要说名校最“捧场”的县城，非海南陵水莫属。这个常住人口才38万的黎族自治县，这几年一口气签下30所国内外顶尖大学，包括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等。
这里的学子，还能体验一种超链接式的求学方式：一校入学、多校选课、双学位授予。打破围墙的特殊待遇，让陵水成了高教版图上一块飞地。
起飞背后，主要得益于陵水的重量级身份——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全国唯一一个以教育对外开放为使命的国家级试验区。
不过，高校往县城跑，不只盯着陵水这样的国家级战略高地。广袤的县域里，双一流的身影也在悄悄增多。据软科统计，近年来至少12所高校到县城建了新校区或分院。
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深耕派”，比如福州大学、延边大学、石河子大学等，从创办起就扎根县邑，基于国家及区域战略布局需要。
另一类是“扩张派”，比如安徽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以学院或新校区为触角，把办学版图往县里延伸。
与此同时，一些原本没大学的县城，正在实现“零的突破”。
2025年10月，内蒙古托克托县，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云中校区落成。从签约到建成，只用了一年半，首批600名学生入学。
11月，江西弋阳，上饶师范学院弋阳校区揭牌启用，开设了环境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智慧农业、园林四个本科专业。
同一年，浙江武义，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武义学院迎来首批530名新生，机械制造、汽车技术等8个专业，直接对准产业痛点。
整体来看，据软科统计，自2025年以来，约有18个县、县级市已成立或正在筹建本地第一所大学，其中包括7所独立设置的高等院校，以及11个高校校区或学院。
县域建大学，正从零星试点变成一股潮流。不过，各省打法不太一样。
山东深耕职业教育。潍坊、临沂等地的县域，搞起了“园区+大学+企业”三位一体的产教融合模式，把职业本科院校直接搬进开发区。
江苏靠的是经济强县自己掏钱建大学。张家港、太仓等百强县出钱办独立大学，同时省市联动，把南航、江南大学等双一流引进这些地方。目前，江苏已有24个县域分布着高校或高校校区。
江西则走省级统筹兜底路线。以上饶弋阳、赣州龙南为代表，省属本科分校优先往县城搬。只有像鄱阳、婺源这类特色大县，才新建独立公办高职，用省级资金弥补县域财力不足，快速覆盖革命老区各县高等教育。整体上，已有16个县级城市在这里拥有了高校或分校区。
综合各省公开数据和报道估算，全国已有超过500个县域有高校或高校校区。
但这似乎还不够。
2025年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鞠建东明确提议，在全国2000个县（区）各新建1所侧重社区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县区大学，以人力资本投资驱动县域经济转型。这是他时隔3年后再次提议建2000所县办大学。
按这个蓝图，中国大地上几乎是“县县有大学”。听起来像个书斋里的宏大理想，但结合各地正在发生的真实案例，这或许是一场已经启幕、尚未高潮的历史进程。
为什么要县县有大学
“县县有大学”蓝图的背后，藏着县域发展的三重突围逻辑。
第一重，应对产业升级的“最后一公里”困境。
中国的县域经济贡献了全国超四成的GDP。曹县的汉服、诸暨的珍珠、晋江的鞋服、桐乡的丝绸、洛川的苹果……几乎每个县城手里都有一两个扎根本地的特色产业。
但这些各有千秋的县域产业，今天面临一个高度相似的困境：产业升级，卡在了知识和技术关卡上。
有数据显示，78%的县区存在“技术引进难落地、本地成果难转化”的双重困境。好技术引进来，水土不服；本地搞出来的东西，又没人懂得用。破解这种两难，最关键的一环不是钱，而是适配本地产业的人才。
那么，一所扎根县域的职业本科或特色学院，就不只是学校了，更像技术转化和落地的“外脑”。
江苏太仓的模式，是个经典样本。这个因德资企业扎堆而被称为“德企之乡”的县级市，早早引入了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和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应对太仓周边密布的高端装备、汽车零部件企业对工程师的巨量需求。
西交利物浦大学太仓校区 西交利物浦大学供图
西浦太仓校区的“融合式教育”模式，直接让企业参与课程设计，学生在校期间就有多个行业实习项目经验。这种模式，与其说是大学，不如说是为本地产业量身打造的“人才兵工厂”。
说到人才，县域发展的第二重逻辑，是激活当地消费潜力。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县域人力资源的“抽水机”运动。每年高考一结束，无数县城少年像候鸟一样飞向大城市，留下的只有日益老去的背影和逐渐空心化的街道。
“县县有大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流失：它截留了部分本土生源，同时创造了一个关键的缓冲期——把年轻人留上四年。
几千名甚至几万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一个县城生活四年，本身就是巨大的消费引擎。餐饮、娱乐、租房市场会被激活，更潜移默化地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活力。
拿湖北红安来说，这个大别山南麓的县城，2018年才摘掉贫困县帽子，却在短短几年内，通过建设红安大学城，迎来了至少6所高校入驻，预计未来在校师生达8万人。
8万人是什么概念？这是红安县常住人口的16%。换句话说，这座城市每6个人里，就将有1个是大学里的人。这意味着巨大的人口红利和消费活力，也让当地孩子看到了在家门口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
第三重逻辑，是更深层的县域社会生态重塑。
一所大学对一个县域的价值，不只是经济报表，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容器和思想灯塔。
试想一下，一个以农业和劳务输出为主的县城，突然迎来一所拥有数百名老师和数千名大学生的大学。可能出现的变化是：高校定期举办的周末讲座向市民开放，图书馆成为城市的文化地标，艺术系师生为老旧街区绘上彩绘，经管学院教授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咨询……
这些“新移民”给县城带来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整个县域的“文化基因”。
能实现吗？有何隐忧？
在诸多好处面前，也得清楚地认识到，这并非一条坦途。
资金能否支持？师资如何保障？生源能否持续？这些问题，没有哪个可以轻描淡写地跳过。
从资金层面看，新建或改建一所高校，动辄数十亿投入。比如溧阳为引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了45亿元，武汉工贸职业学院落户大悟县的总投资也高达21亿元。这还只是个案。
鞠建东教授算过一笔更大的账：若要建起2000所县办大学，每所每年运营投入约10亿元，全国每年需要总投入高达2万亿元。
这些钱谁出、怎么出，是一道待解的题。太仓等县市的成功案例看似励志，但它们本身就是县域经济的“天花板”级选手，代表不了大多数。
而大部分县市，尤其是中西部县市，财政实力有限，难以支撑大学的有效运作，那么大学甚至可能成为一些地方的负担。
另一个是师资保障问题。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县域而言，引才和留才是其困境所在。
一个博士毕业生，愿意放弃一线城市的科研平台、学术圈子和子女教育，跑到一个偏远县城工作吗？答案不是绝对的“不会”，但选择“会”的概率可能不高。
这种困境在中国教育系统里，已有清晰的“前车之鉴”。比如曾有县出现教学骨干刚获奖就被“挖走”的情况，类似问题是否会在县域高校重演，尚不明确。
当然，更严峻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的生源危机正在逼近。
随着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幼儿园关停潮已经传导到了小学。未来十年，中国的高考报名人数将不可避免地减少。
据有关部门测算，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面临“快升—短平—陡降”的发展趋势，在校生规模预计2032年左右达峰，到2040年左右又会大幅减少。
到时候北上广深的高校都在“抢人”，县城的大学靠什么抢？未来最先受冲击的，可能是那些办学质量低、地理位置偏远、声誉不高的院校。
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县县有大学”，必须走一条差异化、特色化之路，切忌“千县一面”。
◎ 第一，不贪“大而全”，专攻“小而美”。
县城不需要中文、哲学这些传统学科，它需要的是家电学院、茶学院、家具学院等“小而美”的专业。慈溪、安溪等地已有成功案例，当地高校精准匹配本地产业，甚至细化到某个工种，让其拥有不可替代的吸引力。
◎ 第二，打破行政区划，抱团办学。
未必每个县都需要有一所大学。对人口流失严重、产业基础薄弱的县，可以由地级市统筹，几个县共建一所高校，或者采用“一校多区”模式。
◎ 第三，不仅要“建”，更要“融”。
大学建在县城，不能是封闭的象牙塔。校门要打开，实验室要向企业开放，图书馆要向市民开放，把大学真正变成县城的“公共大脑”。
最后，县城需要大学，大学也需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