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念欣新作《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问世。
第36届香港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汇聚了香港、台湾及大陆的文化学者与作家，成为梳理本地文脉、沟通华语文学的桥梁。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黄念欣携《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亮相书展，举办专题讲座“香港文学起初如何”，探讨香港文学的多重起源。讲座结束后，她接受南都独家专访，分享著作背后的研究思路与文学见解。
长久以来，大众对香港文学的印象常被武侠、言情、都市叙事等标签框定，旧体诗、南来文人、女性书写、数码人文等线索交织出的完整图景，反而被忽略。黄念欣借助萨依德的“开端”理论，重新叩问香港文学的源头。她认为，香港文学史就是一连串“开端”方法与“起源”建构的互动过程。
面对AI写作对文坛的冲击，她直言：“只要不放弃，真人写作仍有价值。”谈到新书《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她提到，这本书贯通古典、现代、当代与数码四个阶段，涵盖侣伦、黄碧云、张爱玲等不同世代的创作者，试图从起源研究厘清香港文学在地探索与融入华语脉络的双重特质，帮助大众深化对阅读与文学的理解。
访谈
南都：请谈谈《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的写作初衷？这本书对“香港多重文学起源”的研究，对过往的研究成果有哪些补充、延伸？
黄念欣：《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是香港中文大学学术文库系列（第二辑）的一部作品。我希望借这个机会，整理自己多年来关于香港文学的论文，再加入近年的一些思考和发展。期间，我在美国纽约研修假期时，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Said）档案室，读到他早年学术专著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开端：意图与方法》）的手稿与书信。这让我想到，香港文学史的问题，其实也是一连串“开端”方法与“起源”建构的意图交织。我一直关注的南来作家在港经历、香港文学正典的搜集、女性作家的创造力、通俗文学激发的庶民生活向往，以及张爱玲与香港的起始关系——原来都带着开始诉说香港文学的意图。于是，我循着这条路线，整理了十篇论文。
南都：这本书涵盖旧体诗、南来作家、侣伦小说与电影、回归后数码人文、黄碧云与依达的城市叙事、张爱玲的香港系列等多元议题。在选题排布上，有什么逻辑主线？如何串联古典、现代、当代、数码四个阶段的香港文学起点？
黄念欣：开端不只是意图，背后还有一连串方法。这本书记录了我一直关注香港文学议题的方法，以及现在回看时的修正与进展。第一章“关于‘最早’的香港文学”中，《香港文学时间零——〈香港的忧郁〉（1983）与〈近代诗人咏香港〉（1997）》一文，记录了寻找文学发生“时间零”（Time Zero）的方法。就像宇宙起源的“大爆炸”，这个起源靠现在的结果推演而来，当中也有我们预测不到的轨迹与事件。鸦片战争、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与香港回归，如何成为香港纳入文学视野的时间起点，是本书方法的一个起点。
第一章另一篇谈香港本土作家第一人侣伦，而寻找“第一人”，也是方法之一。后面四章分别是“香港故事正典化的多个‘开端’”“香港女性文学‘创世记’”“香港流行文学‘原型’论”及“张爱玲与香港文学的‘起初’”。涉及的方法包括香港小说选与图书馆书目统计分析、黄碧云（1961—）研究的作家论、依达《蒙妮坦日记》的消费符码，以及晚期张爱玲对香港女作家钟晓阳的影响论。
你说得没错，提出香港文学贯通旧体文学与现代、当代问题与现代承传，以及数码演算与人性的张力，都是今后思考香港文学起源的延伸方法。
南都：与香港文学的多元面貌相反，大众对香港文学的认知依然高度固化，停留在少数顶流作家、都市风格、武侠言情等标签上。你认为起源研究、重构早期文学脉络，能否打破这种标签化认知，帮读者更完整地读懂香港文学的真实面貌？
黄念欣：普通读者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伍尔夫（Virginia Woolf）说过，“普通读者”总能把阅读的愉悦与好奇，置于说教与判断之上；而刻板印象之所以流传，也有值得探究的原因。事实上，香港文学长期面向香港的“普通读者”，进入学院研究视野不过是近三四十年的事。与其说打破大众认知，我更希望深化它，认清我们阅读愉悦背后是什么。武侠背后可能藏着大众史观与理想身份认同；好的言情小说需要外来文化的消费符号支撑；都市密集的人流与拼贴式生活面貌，也承载着我们的疲惫与安慰。所谓标签，进入文本细读后，会生发出文学淬炼与提升的效果——在小说、诗或散文中，认出一刻的自己。所谓真实、面貌，首先要有读者真实的参照与独特的面貌。我们写的这些论文，如果没让读者跨越到具体作品里，就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我会尽量勾出稍稍异于常识的文本例子，吸引读者去看原著。例如，在一片愤慨于香港被割让的文人旧诗中，黄遵宪的《香港感怀》却有“火树银花耀”“欲界亦仙都”的虚幻描写；在表面上非常自我内在的黄碧云身上，也同时具备尖锐、超越国族身份与历史时刻的史观。
南都：你如何理解香港这片土地诞生的独特文学生态，以及香港文学的独特价值？
黄念欣：以西西《我城》（1975）为例，读过的人都会感染到其中青年人的乐观、开放、进取，在群体中保存自我的快乐——一个充满潜力的时代。有人称之为“顽童体”，何福仁先生也认为其文字“充满风趣、俏皮的喜剧感”。但读《我城》的“开端”，其实在说什么？那句有名的起首句“我对她们点我的头”，撇开欧化语法是否合乎规范的争论，其实传递了一种非常广阔的情绪：“我”在接受命运。“她们”是父亲的姊妹，这些姑妈姑姐，把一间她们不屑一顾的粗笨大屋的上层让给“我们”一家住。听从命运的“我”有点机械地、有点异化地“点我的头”，同时展开了与这间有十七扇门的大屋的有趣生活。这种人弃我取的落户经验，有哪里似曾相识吗？
“丝丝缕缕的国族情感”，必然也是交织的。《织巢》《候鸟》《飞毡》“肥土镇系列”，一直在延续“我城”多元的情感。在各种有限与不可理喻的变化里，活出自己的一套好奇与进取，重新命名、定义，让各种标签无从入手。
南都：在你看来，今天的香港文学是更“在地向内探索”，还是更“融入华语整体脉络”？你如何看待香港文学在整个华语文学版图里的文化位置？
黄念欣：我想“在地”与“向内”是必须的，即使你心系融入更大的整体。看最近大家谈的电影《奥德赛》（Odyssey），原著主人公不过是一个战争后希望回家的人，十年来在地中海上来来回回，不断与内心和幻觉作战，非常在地也非常内向，但无损它融入整个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力度。过去的香港，仍在定义着今天的香港，并且在世界中仍有其气质与位置。像前面说的，一种多元的“我城”气质，我相信这种气质在文学中继续有丰富的变体，这也是文学最可爱之处。
南都：你长期深耕现代中国女性文学与香港女作家研究，《晚期风格︰香港女作家三论》聚焦香港女作家创作，这次新书也重点谈到张爱玲对香港女作家的深远影响。女作家研究、女性视角的介入，对香港文学的“源头”有什么补全意义？
黄念欣：我对女性生命源头式的创造力十分着迷。《起初如何》中有一篇〈泰初无道，女子有写——黄碧云的史述情怀与历史述作〉，与我在纽约时读布鲁姆（Harold Bloom）的The Book of J（《雅威底本》）有关。他大胆假设《圣经》的《创世记》《出埃及记》等部分可能出自一位女性之手。这个假设是否经得起考古历史的考验不是重点，重点是布鲁姆读出《圣经》的女性视角。小说之始《源氏物语》的紫式部是女性，其言说与铺衍的欲望独步当时世界文坛。张爱玲或“张腔”的影响，也可以看作一种衍生创造的能力。我的书中〈考与老——钟晓阳读〈小团圆〉的抒情转注论〉一篇，提出香港作家钟晓阳如何以文字学、诗词典故与拆字法，“心心相印”地解读《小团圆》为一悼亡之书的意图。其中的方法与心意，远比结论重要。而香港女性作家地位不言而喻，各擅胜场，超越了一言以蔽之的可能，我只能说持续关注了。
南都：在图书市场低迷、AI写作横行的今天，你如何看待当下香港文坛的生存现状？
黄念欣：我觉得，暂时大家对于购买实体书、逛书店、逛书展，仍有不可取代的兴趣。只要书种足够多元，贩书的地方仍然充足，这个习惯就不易消失。至于AI写作，我暂时还没对一部AI生成的作品感兴趣到能终卷读完。但渗入式的创作准备或微调，早已在我们审美经验之中天天发生。在阅读与写作上，我觉得要时刻问：我们愿意“外判”多少思维与表达的机会给机器？只要不放弃，真人写作仍有价值；在书业营销上，我认为不妨实体与电子并行，直面纸本书终将成为浪漫的产物，把电子媒介进一步用于文学的推广与推进。
本版撰文：南都记者 朱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