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胜

周永年和他创立的藉书园(又作借书园)，其事迹记载于《清史稿》一句略显单薄的话中：“乃开借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初读之下，仿佛只是个藏书家的简短注脚，但深入探究后才领悟到其背后蕴含的“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深刻意涵。

周永年来自山东济南，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主持编纂了《历城县志》等四处地方志，也是《四库全书》的重要推手和编纂成员。然而，他一生最宝贵的成就，当属撰写了中国首部公共图书馆论著《儒藏说》，更亲自实践，在济南、北京两地创办了中国最早期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

《儒藏说》中，周永年直陈传统私家藏书楼的局限性：“天下万物，私之则难长久，公之则易湮没。”私家藏书多局限于本族传承，禁止外借，最终常因火灾或战乱而化为乌有，藏书楼沦为“坟场”，严重阻碍知识的传播。他力主书籍、知识应当突破个体和家族的局限，在公共空间实现流通。这一思想为交流式阅读奠定了理论基础，使借书、共读从个人行为演进为文化传承的必需途径。周永年缔造的藉书园，“藉”通“借”，其命名本身就彰显了开放共享的精神：

其一，借阅开放。济南藉书园建成后，“藏书万卷，贫士好学者，辄借与之”；北京藉书园拥有藏书十万卷，是京师文人的重要借阅之地，孔继涵、丁杰、周广业、玉栋等学者均曾在此借书。周永年离京时，“借书归满车”，归还的外借图书竟装满一车。他还编撰《藉书园书目》促进资源共享，刊刻大量书版扩大典籍传播，同时呼吁世家捐献书籍、朝廷设立义田，以“儒藏”供养寒门学子借阅、研读。

其二，公开交流。藉书园不仅是藏书楼，更是读书人思想碰撞的舞台。济南藉书园由周永年与挚友桂馥“出两家所藏书”，在五龙潭旁共同创建。周永年进京负责《四库全书》编纂后，桂馥又于此兴建潭西精舍，组织同人雅集，本土名士、寓居济南的文人在此切磋学问；周永年则在北京寓所继续设立藉书园，时常有学者前来校勘、论道，邵晋涵、翁方纲、章学诚等大学者亦常在此交流心得，逐渐形成稳定的学术社交网络。

此外，周永年从历代先贤的56部书目中，精选出327条读书心得编成《先正读书诀》，致力于分享和传播读书方法。他所构建的，是一个突破阶层与地域限制的知识共享体系。遗憾的是，周永年离世后济南藉书园时续时断，十万卷藏书也逐渐散失，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理念，却深深烙印在济南的土地上。

五年前，当我决定在济南开一家“藉书园”书店时，心中难免忐忑。在短视频分割注意力的年代，开书店常被视为不合时宜的选择。最初两年，我们确实走过弯路，过分关注书籍销量，为库存问题烦恼。尽管坚持举办120多期名家讲座、读书会，但这种单向输出的“填鸭式”讲座往往反响平平，难以持久。

某日，我偶然看到店里几位年轻读者围着一个版本的《道德经》热烈讨论，原来他们并非在阅读，而是在运用书中的观点解析现实生活中的困惑。那一刻我豁然开朗，周永年当年追求的不是书籍的供奉，而是书籍的实际应用。如今，书籍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真正稀缺的，是那些能让知识产生“化学反应”的场景。

因此，我将藉书园进行了创新改造。白天，这里变身“科技日咖”。自2024年3月起，我们每周举办1到3场人工智能沙龙。参与者不仅有程序员、产品经理、创业者，更有诸多关注未来的普通人。大家边喝咖啡，边探讨如何运用新技术改进工作。夜晚，它又化作“学术酒吧”。这看似是个新颖概念，但当你目睹一位教授讲述完文化史观后，台下的律师、医生、媒体人纷纷起身互动，将一个问题从文化延伸到法律、伦理、哲学、社会学，甚至量子物理时，你会意识到，这里已然成为产生思想共鸣的知识交流平台。

举办300多场活动后，今年4月，《读库》济南读友会便在我们这里宣告成立，首场活动就吸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