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九世纪，音乐在西方世界扮演着构建文化、文明和帝国的重要角色。英国人初次聆听中国音乐时，却主动将这种迥异于自身文化音调、旋律和音色，转化为种族主义的武器，意图削弱十八世纪英国对中国的高度尊重，从而确立英国对这一竞争对手的帝国权威。但并非所有人都持此看法，部分人认为中国音乐彰显了中国文明的精妙，英国人应当学习理解并欣赏。事实上，把握中国的音乐文化，对于理解整个中国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对未来构建更有效的政治关系至关重要。后来，随着英国与中国关系日渐密切，音乐便成为帮助英国人理解中国文化、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新途径。

1851年8月中旬，英格兰南海岸外的怀特岛夏宫奥斯本宫（Osborne House）举办的一场私人音乐会上，维多利亚女王聆听了来自一位未留名姓的中国女子演唱的故乡歌曲。此乃这位世界最大帝国的统治者初次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歌声。

奥斯本宫

现存的记录显示，维多利亚女王对来访奥斯本宫的中国女子的外貌颇为欣赏。她在日记中提及，“她们的衣裙十分漂亮”，“她们乌黑的头发也很美”，甚至还为随行人员勾勒了一幅小像。然而，这些女子的音乐并未赢得女王的喜爱。维多利亚在描述其中一名女子歌唱时写道，这首歌似乎用琵琶伴奏：“她唱歌的方式是我听过最可怕的，听起来就像啼哭的孩子和猫叫混在一起！”由于中国歌曲的风格与女王以往听过的音乐大相径庭，她只能从自身最不悦的声音中寻找比喻，以表达她的反感。

十九世纪英国人对中国音乐之声作出如此强烈又尖锐的反应，并不让人意外。实际上，许多英国人如同维多利亚女王一般，用夸张且带有种族色彩的语言形容中国歌唱风格，贬低中国人的嗓音，称其如同野兽、稚嫩，或单纯是不受约束的声响。数百篇在英国流传的游记中充斥着对中国多元音乐景观的描绘，作者们似乎竞相用愈发夸张的言辞来形容中国音乐类型。在上海公共租界生活的记者克拉克（J. D. Clark）对福州路娱乐区女歌手演唱的情歌感到“怪异得令人毛骨悚然”。音色明亮、音调高亢、发声靠前的演唱方式，在他听来“非常令人厌倦和单调”。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众多英国传教团体，其数量从1860年的不足百人增长到1900年的三千人，尝试让中国人演唱圣歌，主要是因为人声作为新教圣歌的演唱工具，具有深刻的精神含义。当时颇受瞩目的英国音乐期刊《音乐先驱报》（The Musical Herald）上，有作者将一群未经训练的中国基督徒的歌声形容为“一片混乱的喧嚣”。该期刊专注于合唱和声乐教育。随着这类报道在英国广泛传播，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比前人更了解中国音乐。

从十八世纪“中国热”到十九世纪的人类学

十九世纪，英国听众接触中国音乐的机会增多，但这些经验非但没有改善英国社会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反而促使其进一步恶化。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热”时段，英国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热衷于中国茶，用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装点居所，并对中国怀有敬重之心。然而，由于当时英中两国的交往主要局限于奢侈品贸易，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对中国音乐几乎了解不多。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人接触中国音乐的机会正变得日益增多。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与晚清中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不断扩张；另一方面，华人移民群体在全球范围逐渐壮大。这两个并行的发展共同推动中国音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被英国人听闻。结束两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1842）和《天津条约》（1858）中的相关条款，使更多外国人得以进入并游历清帝国；众多游记中也记录了相关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