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江南
启功先生旧藏敦煌残卷与国家图书馆藏残卷被成功缀合(局部)。 资料图片
历经学者们诸多努力、细心比对，三十多件破损的敦煌写卷终于得以完整拼接。这些写卷分散在六个不同的机构中，分别属中国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以及英国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海内外收藏机构。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涌泉展开了一幅拼接后长达三米多的写卷，同时呈现更多敦煌残卷缀合的案例：一度被认为失落的一纸得以归位，与原卷重逢；原本笔画缺失的字迹也成功拼合成完整的形态。
无数拼接缀合后的敦煌写卷，仿佛穿越漫长的岁月焕发新生，散落在世界各处的文明遗存逐步汇聚、日益明晰，逐渐呈现其本来的面貌。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张涌泉教授团队潜心钻研敦煌学这门较为冷门的学术领域，在全面普查敦煌文献状况的基础上，归纳出一套残卷缀合的方法，起初发现可缀合的敦煌残卷有1.75万号以上，而今已成功拼接缀合上万号残卷。
“敦煌残卷的缀合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成败关键’的基础工作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辈姜亮夫先生对此就有明确见解。”张涌泉追忆浙江学人与敦煌学的深厚渊源，感念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项楚等前辈学者的开拓引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约七万号古代写本文献，它们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宝贵见证，也是丝路文明最重要的实物记录。可是，这些珍贵的文明遗存大多处于残缺和分离的状态，极需修复与缀合。”张涌泉解释道。
但此事困难重重，如姜亮夫先生所言，敦煌卷子时常损裂为三五卷甚至十数卷，“破碎的残卷又往往散落在各地：或在中原，或藏巴黎，或存伦敦，或保存在日本，所以必须设法将它们收集一处，才可能让卷子复原。”
近些年，随着各国藏书机构馆藏敦煌文献陆续公布，张涌泉教授团队对全世界已刊布的敦煌文献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数字化整理，为敦煌文献建立数据库，并为其中4000多号未定名的残卷作了命名，基本上摸清了敦煌文献的分布情况。有了这个基础，敦煌残卷的缀合才成为可能。2014年，张涌泉教授团队的“敦煌残卷缀合研究”项目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20年，《敦煌残卷缀合总集》课题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团队项目。
他们逐步建立了一套缀合方法：先是“归类”，将同一种文献或内容相近的文献进行分类，再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集中起来；再分析行款书迹，通过对比纸张、书风、行款、字体，排查断痕、文意、正背面内容，判断残卷是否属于同一写本。
以往敦煌文献整理往往只能对所见一件或几件文书进行深入研究，能够做到“探深井”，却难以“观全景”。张涌泉谈到，以往的局部、点式整理研究就像“挖宝”，缺少整体视野。近年经过大规模的缀合工作，拼接缀合上万号残卷，整理研究逐步转变为对写本群的研究，不仅纠正了前人对于定名、断代、真伪方面的错误认知，还为破解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性质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
2025年，项目首批成果集结成《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出版。更为丰富的学术成果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也正在筹备之中。
更难得的是“成果”与“人才”得到了相互促进。张涌泉先后吸纳众多学生加入科研团队，悉心指导他们在科研实践中提升能力。“除了团队核心成员，参与本项目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已有六七十位，他们毕业后分散到各地院校工作，其中一些人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张涌泉分享道。
近年来，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也影响着学术研究领域。在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带领的AI团队与张涌泉教授团队展开合作，近几年已在“AI+文献学”“AI+考古学”等领域有了新的尝试。
张涌泉感叹，至今他和团队的研究成果主要依靠“人脑”，要一个一个卷子翻阅、对比，需要下足“笨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