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和花草树木之间，交织出太多故事。多到我几乎不敢相信，纵然用尽毕生精力，也难以全部记录下花草赋予我的无尽感怀。自忖前世定是棵树，来世也该是棵树，我能听懂树木的语言，领会树木的心绪，体味树木的种种情愫。常言道，年岁越长，交往的人越多，知心挚友却越发稀少，树便成了我前世今生的知己。小蛋白为我取名为“Mr.Tree”，我由衷欢喜；朋友们称我“植物先生”，我欣然接受；《植物先生》面世后，受到文学界与植物学界的关注，收获了不少读者，更让我领悟到，钟情植物的人并非孤单一人。
在《徜徉于植物文学的广阔天地》里，我曾着力于辨析三个概念：自然文学侧重人与自然的观察与体悟，生态文学聚焦人与自然的伦理互动，而植物文学，恰是二者共有的根基。深入思考，植物文学既为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根基，又自成一类，是从二者土壤中滋长出来的独特学科——新时期文学版图上的一种全新文体。
回溯中外文学脉络，植物文学有“泛指”与“专指”之分，内涵外延差异显著。泛指植物文学源远流长，自古有之。从《诗经》《离骚》到《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但凡作品中植物意象繁多的，似乎都可归入“泛指”之列。推而广之，从《源氏物语》到《红楼梦》，紫式部和曹雪芹借樱花、芙蓉等繁花，明喻暗喻紫姬和林黛玉等美人的形象，同可归入“泛指”。不过，这些传世之作里，植物并非核心角色，它们仅是“借物抒情”、承载理念、寄托心绪的“衬景”与“点缀”。
我们承认，在泛指植物文学中，植物从未缺席。那么，现时所说的“植物文学”，显然属于“专指”的范畴。其核心在于“消解人类中心”。作为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重要分支，它不再将植物简单视为背景或点缀，反而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体”模式，赋予植物独立的主体地位，使得人类与植物成为能和平共存、和谐共生的“关系物种”。或许有人会质疑：所谓消解人类中心，你能完全摆脱吗？在自家的《植物先生》里，植物真的脱离了“托物言志”的笔法吗？你借植物表达的，不也正是自个儿的怀想、感悟和价值观么？
归根结底，此种见解，不过是我个人在创作过程中的点滴心得而已。
为践行上述理念，在“植物先生三部曲”和《中国植物西游记》等系列作品的构思中，我渐渐形成了十六字写作原则：“科学筑基、人文润泽、地域引路、游历铺陈”。
所谓“科学筑基”，延续了“博物记述”的旧传统，意味着每一篇关于植物的文章，都要有可靠的认知作为底衬。老祖宗教导我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名字是理解植物的第一步，叫得出名字，才具备对话的基础。现代植物书写强调科学与文学的结合——文学的生动表达，必须依托于科学的严谨性。
“人文润泽”则着力让植物从“静态补景”变为有温度、有灵性，使原本被视为“人工饰物”的草木，在时光流转中展现出动人之姿，流露出智慧之光，与人类同频共舞。
以萱草为例，萱草花在中国被称为“母亲花”，古时称母亲为“萱亲”，称母亲的居所为“萱室”，皆源于萱草。萱草因而获得了超越生物学意义的人文内涵，与天下母亲结下了深厚情缘。而未绽放的萱草花苞，即是我们今日普遍食用的“黄花菜”——想来，你今后品尝黄花菜时，会有别样感受吧？
“地域引路”则回应了植物书写的“在地性”。它将抽象的植物知识、鲜活的植物形态，落实在真实可寻的地理方位上。“植物先生三部曲”以二十四节气为框架，让七十二种植物依照节气的节奏展现风采，其目的便是彰显“在地性”。二十四节气本身便是“在地文化”的典范：它将植物生长的规律精确对应于各个时间节点，用以指导农耕，成为农夫不误农时的“指南仪”。从植物文学视角来看
